2018年10月30日，新派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逝世，享年94歲。本文是1994年金庸在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儀式上的演講內(nèi)容。

中國文明不斷消長

現(xiàn)在我是北京大學的一分子了，可以稱大家為同學了。我衷心感謝北京大學給了我很高的榮譽，授予我名譽教授的稱號。北大是我從小就很仰慕的大學。我的親伯父就是北大的畢業(yè)生，故鄉(xiāng)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學問如何，但聽說他是北大畢業(yè)生，便都肅然起敬。我念初中時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畢業(yè)生，他學識淵博，品格崇高，對我很愛護。雖然現(xiàn)在時隔五、六十年了，我還常常想念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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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學在“五四運動”中起了領導作用，整個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(fā)展是與北大師生的重大貢獻分不開的。每當我們想到北大，就會想到開明、開放的蔡元培校長，想到眼光遠大的馬寅初校長，想到許許多多的大思想家、科學家、作家、學者、教授以及跟北大有關系的大學問家們。北京大學有許多優(yōu)良的傳統(tǒng)，其中最重要的，一是對國家、社會的深切關懷；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學術空氣。最近幾年我在牛津大學住了很長一段時間，我感到，牛津大學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和博大精深的學術研究是世界一流的，但牛津大學的老師、學生對于國家、對于社會、對于人民的關懷和犧牲，目前卻大大不及北京大學的師生。抗戰(zhàn)時期，我考大學，第一志愿就是報考西南聯(lián)大，西南聯(lián)大是由北大、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合辦的。我有幸被錄取了。或許可以說，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。不過那時因為我沒有錢，西南聯(lián)大又在昆明，路途遙遠，沒法子去，所以我不能較早地與北大同學結緣。今天我已作為北大的一分子，跟大家是一家人了，因此感到莫大的榮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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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。作為新聞工作者，對每一門學問都須懂得一點，但所知都是些皮毛，很膚淺。專家、教授則不同了，他們對某一門學問有鉆研，懂得很深。這是兩種不同的接觸知識的方式。我是新聞工作者，當教授是全然沒有資格的。但幸虧我是“名譽教授”。名譽教授就沒有關系了，話講錯了也無所謂。我下面要講的話，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師和朋友們請教的，這不是客套。在中國學問上要請教最好的老師，當然只有到北大來，沒有別的地方可去。

?我今年春天去過紹興，到蘭亭王羲之以前寫字的地方。那里的人要我寫字，我說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寫字呢？但他們非要我寫不可，我只好寫了八個字：“班門弄斧，蘭亭揮毫?！卑嚅T弄斧很狂妄，在蘭亭揮毫就更加狂妄了。這次到北大，說好要作兩次演講，我自己寫了十六個字：“班門弄斧，蘭亭揮毫，草堂題詩……”在大詩人杜甫家里題詩，第四句是：“北大講學?！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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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，其實寫小說并沒有什么學問，大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。我對歷史倒是有點興趣。今天我想簡單地講一個問題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、不斷地發(fā)展壯大，到底有何道理，有哪些規(guī)律？這幾年我常在英國牛津大學，對英國文學、英國歷史和中國歷史很有興趣。大家都知道，英國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一位歷史學家名叫湯因比，他寫了一部很長很長的《歷史研究》。他在這部書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，說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歷史進程中衰退或消亡了，直到現(xiàn)在仍真正興旺發(fā)達的文明只有兩個，一個是西方的歐美文明，一個是東方的中國文明。

而中國文明歷史悠久且連續(xù)不斷，則又是世界唯一的。雖然古代有的文明歷史比中國早，有的文明范圍比中國大，如巴比倫的文明、埃及的文明、希臘羅馬的文明，但這些文明卻因遇到外力的打擊，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漸衰退、消亡了。他說：一種文明總會遇到外來的挑戰(zhàn)，如果該文明能很好地應付這個挑戰(zhàn)，就能繼續(xù)發(fā)展；如果不能很好地應付挑戰(zhàn)，就會衰退，甚至消亡。這里也有多種情況：一種是遇到強大外族的打擊，整個民族被殺光殺盡，消滅了；一種是民族內(nèi)部長期僵化，沒有改革，沒有進化，象活的木乃伊，結果衰落了；有的則因自己的腐化而垮臺；還有一種就是分裂，國家內(nèi)戰(zhàn)不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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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國歌中有一句：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”，這句話是在抗戰(zhàn)前後寫的，它表示了一種憂患意識。那時候我國遭受外族敵人的侵略，處境確實非常危險。在座的各位同學年紀輕，不知道，你們的爸爸媽媽就知道了。我同在座的雷潔瓊大姐、周南社長等都經(jīng)歷過這段艱難而危險的時刻。就我看來，我國歷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險時期有七個：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東西南北受到的外族進攻；第二是秦漢時期匈奴的進攻，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；第三是魏晉時鮮卑等五胡的進犯，時間也有四百年；第四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，時間約三百年；第五是五代、南北宋時期契丹、女真及西夏的侵犯，時間大概也是四百年；第六是元、明、清時期蒙古、滿族的侵犯；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。

中國歷史發(fā)展規(guī)律

縱觀中國歷史，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規(guī)律，我們的民族先是統(tǒng)一強盛，後來慢慢腐化，組織力量衰退。此時如果出現(xiàn)一些改革，那么就會中興。如果改革失敗了，或者自己腐化了，那么外族敵人就會入侵。在外族入侵的時候，我們民族有個很特殊的現(xiàn)象，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(zhuǎn)機。以上所講的我們民族七次大的危機，又都是七次大的轉(zhuǎn)機。歷史上常常是外族人來了之後，我們?nèi)A夏民族就跟它同化、融合，一旦同化、融合了，我們?nèi)A夏民族就壯大起來，統(tǒng)一起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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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後可能又腐化了，衰退了，或者分裂了，外族人來了，我們民族再融合，又壯大，如此循環(huán)往復。其他國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，要么打贏，要是打不贏，這個國家或民族就會垮臺。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，常常能把外族打退，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，但卻很難被征服。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，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；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，在文化上同它們?nèi)诤显谝黄穑?jīng)過一段時間，大家變成一個民族，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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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獲頒名譽教授時也曾講到這個問題，以及其他一些中國的歷史問題。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覺得我的這些觀念比較新，并討論為什么中國可以融合外族，而西方就融合不了。我想其中第一個原因是我國一開始就是農(nóng)業(yè)社會，生產(chǎn)力比較高、技術比較先進，有強大的經(jīng)濟力量可以發(fā)展文化；第二個原因是從西周開始，我們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，後世講到中國封建社會，總認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縛人的思想，很束縛人的行為，其實這種宗法制度也有它的歷史作用，我們民族由于有了嚴密的繼承制度，從而避免了內(nèi)部的爭斗和戰(zhàn)爭。一些游牧民族本來很強盛，但往往在關鍵的時候鬧分裂。父親死後，他的兩個兒子或者三個兒子搶父親的位子坐，羅馬也有這種情況。一搶位子，就要打架，就要內(nèi)亂。本來很強盛的部落、部族或者民族，一分裂，就要自己打自己。我們民族從西周開始，雖然自己內(nèi)部斗爭也不斷有，但基本上還是遵循世襲制度，即父親死了，嫡長子繼位，這是當時中華民族發(fā)展的一個重要制度。一個社會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，社會就會很穩(wěn)定，內(nèi)部斗爭就會大大減少，這也是民族強盛的重要環(huán)節(jié)。還有一個重要環(huán)節(jié)，就是我們對外族是很開放的。從歷史上看，中國很長很長的時候是外族統(tǒng)治的，如北魏。其實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數(shù)民族的成份，主要是鮮卑人。有一個情況不知各位想到?jīng)]有，我的小說中寫過一個人叫“獨孤求敗”，獨孤求敗很驕傲，他一生與人比劍比武從沒有輸過，所以他改個名叫求敗，希望失敗一次，但卻總沒有敗過。這個“獨孤”就是鮮卑人。“鮮卑”這兩個字，有些學者說“西伯利亞”就是“鮮卑利亞”，鮮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亞那一帶。但這不是很一致的意見。北周的時候，有個人叫獨孤信，他有很多女兒，其中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皇帝，第四個女兒嫁給了唐高祖的父親，第七個女兒嫁給了隋文帝。所以唐高祖和隋煬帝是表兄弟，唐太宗李世民則應叫隋煬帝為表叔。他們都有鮮卑的血統(tǒng)。唐太宗李世民的媽媽姓竇，是鮮卑人。唐太宗的皇后姓長孫，長孫和竇都是鮮卑人的姓?；屎蟮母绺玳L孫無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，他也是鮮卑人了。據(jù)我初步統(tǒng)計，唐朝宰相至少有2、3人是胡人，其中主要是鮮卑人。那時候說“胡人”就象我們現(xiàn)在說“洋人”一樣，沒有歧視的意思。在唐朝，有2、3個外國人當“國務院總理”，可見唐朝對外國人一點也不歧視。再說漢朝，漢武帝與匈奴交戰(zhàn)，匈奴分裂投降了。其中一個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單，很受漢武帝重用。漢武帝死後，他的身後大事交給兩個人，一個是霍光，一個就是金日石單。由此可見，我們民族壯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開放。

我在武俠小說里寫了中國武術怎樣厲害，實際上是有些夸張了。中國人不太擅長打仗，與外國人打仗時，輸?shù)亩?，贏的少，但是我們有耐力，這次打不贏沒關系，我們長期跟你干，打到後來，外國人會分裂的。如匈奴很厲害，我們打他不過。漢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圍困，無法脫身。他的手下便獻了一條妙計，去向匈奴皇后說，漢人漂亮的小姐很多，你如果把漢朝皇帝抓來，把漢人打垮了，俘虜了大批漢人中的漂亮女人，你這個皇后就要糟糕了。匈奴皇后中了這個詭計，便退兵了。匈奴後來分為南北，南匈奴投降了漢朝，北匈奴則向西走，一部分到了英國，以至滅亡了整個西羅馬帝國。有意思的是，匈奴的一半被中國抵抗住了，投降了，另外一半?yún)s把整個歐洲打垮了。隋唐時期的突厥也是如此，他們分為東突厥和西突厥。東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。慢慢地被華夏民族所融合。西突厥則向西行。來到了土耳其。後來土耳其把東羅馬帝國打垮了，把整個君士坦丁堡占了下來，直到現(xiàn)在。所以我們不要一提起歷史就認為我們民族不行，其實我們民族真正不行，只是16世紀以後的三、四百年的事情。最近我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聚餐會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東亞經(jīng)濟的學者，他和我談到中國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前途時說，中國的經(jīng)濟自古以來就很發(fā)達，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，只是到了16世紀以後才慢慢被英國趕上去。而國民總收入?yún)s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國超過。中國國力居世界領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、三千年之久。那位學者對中國經(jīng)濟前途非常樂觀，他說大概到2020年時，中國的國民經(jīng)濟收入又會是全世界第一，并能長期保持下去，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、五十年內(nèi)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趕得上。我聽了之後很興奮，問他是否有數(shù)據(jù)？他列舉了很多統(tǒng)計數(shù)字。他是專家，不會隨口亂說。我覺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。實際上我們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方面一直是很先進的，到宋朝尤其先進，大大超過了歐洲。那時我們的科技發(fā)明，歐洲是遠遠趕不上的。如造紙、印刷、火藥、羅盤等在宋朝已經(jīng)非常興旺發(fā)達了?，F(xiàn)在大家用的鈔票也是中國發(fā)明的，在宋朝時代就已經(jīng)開始使用了。那時我們的金融制度相當先進，貨幣的運用相當成熟。那么歐洲人什么時候才開始轉(zhuǎn)機呢？應該說是到了中國的明朝，從那時起，中國開始落後了。

我想其中原因，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，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，一點也不自由開放，動不動滿門抄斬，株連九族，嚇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，全部權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。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，便異想天開，實行所謂海禁，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燒掉，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，餓死倭寇。這是對日本完全不了解。這種愚蠢的禁令，當然是永樂皇帝之後、鄭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。明朝一實行封鎖，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。與此同時，西方科學卻開始發(fā)展，工業(yè)革命也開始了。有一個有趣的時間值得注意，那就是16世紀初的1517年，德國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權威，反對神權控制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國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。正德皇帝是個很無聊、很腐化的昏君，他下江南干了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。大家知道，在隋朝、唐朝，中國是很富強的，到了宋朝、元朝也還可以，那時候科學發(fā)達交通方便、對外開放。而歐洲正是封閉的時候，一切都由教廷控制，學術思想不自由。你說地球圍繞太陽轉(zhuǎn)，他卻要你坐牢，一切都是封閉的。到了16世紀，歐洲自由開放了，科學發(fā)明開始了，可中國反而長期封鎖起來了。這是最大的歷史教訓。

今天講了這么多，無非是要大家明確兩個觀念，那就是改革和開放。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，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。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內(nèi)部要積極進行改革，努力克服困難，改革成功了，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。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，這點更為重要，因為中國人有自信心，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，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。另有一個重要觀念，今天沒有時間詳談。我認為過去的歷史家都說蠻夷戎狄、五胡亂華、蒙古人、滿洲人侵略中華，大好山河淪亡于異族等等，這個觀念要改一改。我想寫幾篇歷史文章，說少數(shù)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，北魏、元朝、清朝只是少數(shù)派執(zhí)政，談不上中華亡于異族，只是“輪流做莊”。滿洲人建立清朝執(zhí)政，肯定比明朝好得多。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(fā)揮得很多。希望將來寫成學術性文字。

上面我講到的那位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他初期寫《歷史研究》這部大著作的時候，并沒有非常重視中國。到他快去世的時候，他得出一個結論：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。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優(yōu)點在于不斷地發(fā)明、創(chuàng)造、追求、向外擴張，是“動”的文化。中國文明的優(yōu)點在于和平，就好象長城，處于守勢，平穩(wěn)、調(diào)和，是“靜”的文化?，F(xiàn)在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，地球就這樣大了，無止境地追求、擴充，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可取的。今後只能接受中國的哲學，要平衡、要和諧，民族與民族之間要相互協(xié)作，避免戰(zhàn)爭。由于科學的發(fā)展，核武器的出現(xiàn)，今後的世界大戰(zhàn)將不可思議。一些瘋狂的人也許執(zhí)意要打核戰(zhàn)爭，殊不知道這種戰(zhàn)爭的結局將是人類的同歸于盡。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，我所接觸到的西方學者目前對打核戰(zhàn)爭都不太擔心，他們最擔心的是三個問題∷第一是自然資源不斷地被浪費；第二是環(huán)境污渠；第三是人口爆炸。這三個問題將關系到人類的前途。所以，現(xiàn)在許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國，他們希望了解中國，了解中國的哲學。他們認為中國的平衡、和諧、團結的哲學思想、心理狀態(tài)可能是解決整個人類問題的關健。

最近牛津有一個十分盛大的宴會，倫敦《泰晤士報》前總編輯李斯。莫格勛爵也參加了，他曾談到，十九世紀世界的經(jīng)濟中心在倫敦，二十世紀初轉(zhuǎn)到了紐約，到了戰(zhàn)後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則轉(zhuǎn)到了東京，而二十一世紀肯定要轉(zhuǎn)到中國。至于這個中心是中國的北京還是上海。依我看，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問題，只要是在中國就很好。

本文轉(zhuǎn)載自愛思想網(wǎng)

原載《明報月刊》1994年12月號